从1947年5月公开发动游击战争以来，四明地区已形成敌占区、游击区和基本区三个斗争区域。敌占区，即国民党重点设防的点线，如鄞县、余姚、慈溪、镇海的城区和奉化溪口、栎社机场，以及杭甬公路、鄞奉公路等交通线，革命武装不能或不能经常进入开展游击活动；基本区，即共产党占优势的游击区，也是游击根据地，如四明山区的姚南、慈南、鄞西和慈镇县的部分区域，其特点是，在政权形式上还是国民党的一套，但实行的是革命两面派政策，建立了巩固的统一战线，利用可能的合法斗争，防止敌人摧残，避免群众利益受损；游击区是介于基本区和敌占区之间的区域，党的工作薄弱，国民党仍有相当大的控制力，但革命武装能经常进出，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工作。

1947年10月，由于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去上海汇报工作时被捕，中共中央上海局采取果断措施，一度切断了与浙东党组织的联系。12月27日，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到四明地区，使浙东与上海党组织恢复了联系。林枫传达了上海局的决定：鉴于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已被捕，浙东工委改建为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浙东临委”)，由顾德欢任书记，马青为副书记，王起为委员。翌年1月3日，坚持在会稽地区的马青到达四明，浙东临委正式成立。紧接着，浙东临委为贯彻中央和上海局指示，总结前段工作，部署此后工作，于1月8日召开临委扩大会议。会议确定浙东总的方针和任务是：“独立自主地开展浙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创立浙东根据地，加紧发展力量，以便在任何情况下，能坚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为最后配合主力部队或邻区兄弟党的工作，解放浙东人民而斗争”。

遵照上海局的指示，浙东临委决定建立浙东主力武装，定名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由四明、会稽两个地区的主力武装合编而成。浙东主力为接应浦东武装南渡杭州湾，仍在四明活动。5月中旬，浦东武装在姚北登录后到达四明山区，改编为第五支队。此后两个月左右，四明党组织又经历了严峻的反“清剿”斗争。6月和8月，浙东主力分别外线出击，开辟台属地区，五支队成为四明的主力武装。1948年下半年，五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从山区到平原，不断袭击国民党据点，打击反动势力，恢复、扩大党的活动区域。10月中旬，国民党又一次组织军事力量对四明山游击根据地发动“清剿”。在四明工委的领导下，根据地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3日，中共鄞慈县工委发出反“清剿”通知，县中队和各区武工队，采取积极灵活战术，跳出山区，到平原进行外线游击活动，在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建立民主游击小组，配合县区武装，对敌人进行骚扰。11月16日，区中队配合三支队第三大队强攻车厩守敌，粉碎了国民党姚江封锁线，打通了四明山与三北地区的交通线。

上王岗战斗遗址纪念碑。

1948年5月28日，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两个支队在余姚上王岗与前来进剿的国民党“浙保”一团2000余人激战一天，毙伤敌百余人，俘30人。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浙东游击队与敌军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斗。

为贯彻浙东临委扩大会议精神，1948年8月5日至7日，四明工委召开工委会，讨论四明形势及斗争总方针、总任务，确定四明斗争的总方针：“从积极对敌人进攻中求得巩固原有阵地，从开辟新地区来巩固老地区，从争取主动来克服困难”。会议提出了四明要完成的四项任务：一是大力开辟新地区工作，广泛开展游击战；二是发动秋收斗争及秋征工作，以减租抗粮、反恶霸等斗争来发动群众；三是巩固补充主力，加强地方武装；四是精简后方机关人员，隐蔽地方组织，充实下层，加强武工队，以及巩固老地区。

随着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发展，四明工委决定县以下各区普遍恢复党的委员会制，发出“摧毁敌人政权，废除苛杂”的号召，要求“坚决而有策略地摧毁与大大削弱敌人在农村的政权统治。”

在基本区，县以下各区相继建立和健全党的委员会制，先后建立20个区委(区工委)，并逐步恢复基层党员的组织关系，建立党支部。成立政权机构，以区署名义，征收公粮，开展对国民党乡保人员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一批民主乡政府。在游击区，虽然还保持乡保机构，但要求乡保人员逐步改变立场，成为革命两面派，从而缩小游击区，扩大基本区。随着秋征工作的持续推进，鄞慈县在敌据点附近的边缘区，开辟了13个乡，直至栎社机场附近和鄞奉公路上的横涨桥。12月8日，鄞慈县工委统一部署，对国民党的公路、电讯开展了一次全面的大破袭，鄞奉公路的元贞桥被烧，境内的电话线几乎全部被割掉，鄞西平原的慈南沿江一带的交通、电讯一时陷入瘫痪。

到1948年底，四明地区已基本恢复了原抗日根据地的辖区范围，并把原来的6个县调整为5个县，从30个区调整为19个区，其中有17个区建立了区署，25个乡建立了民主政权。四明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和区、乡民主政权的建立、完善，使四明游击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发展，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为宁波的解放准备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