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昌（1906-1934），又名陈希堪，宁波镇海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常委。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1930年12月任中共特科第四科科长。1933年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7月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兼红16师政委。

1906年11月15日，陈寿昌出生于镇海县城关镇李衙前一个“文魁第”书香之家。祖父陈继穰是光绪二十六年举人，父亲陈伟贤为晚清秀才。“五四”爱国运动传到甬城，宁波各中等学校迅即响应，此时在省立四中（即“宁波中学”）读书的哥哥陈希垲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为抵制日货奔走呼号，不幸积劳成疾得肺病不治身亡。年仅13岁的陈希堪代表家属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致辞，表示要踏着兄长的足迹前行。父母怕再遭丧儿之痛，将其名由“希堪”改为“寿昌”。

1922年，16岁的陈寿昌离开家乡到祖父所在的武汉，考进安庆电报传习所，后进入郑州电报局工作。1923年2月7日，震惊中外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陈寿昌积极参加组织电报局职工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由于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工人罢工运动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陈寿昌从郑州调到武汉电报局，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他与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一起，积极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配合北伐军光复武汉三镇。1927年1月3日，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驱赶、杀戮在汉口参加庆祝北伐胜利演讲的群众，制造了“一三惨案”。陈寿昌参与组织发动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取得了收回英租界斗争的胜利。6月20日，陈寿昌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陈寿昌自动辞职去往上海，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陈寿昌到上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秘书、中共上海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此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从武汉迁往上海，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特科建立。1928年4月起，陈寿昌被抽调到中央特科，先在二科（情报科）工作，后任四科（交通科）科长。成为周恩来领导的“三陈”（即陈赓、陈寿昌、陈养山）之一。在周恩来领导下，陈寿昌与陈赓两人作为特科的联络员，与打入虎穴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单线联系，通过他把他们获取的情报转交给周恩来。在保卫党中央，及时了解敌人进攻革命根据地的部署，开展营救同志、镇压叛徒、打击敌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29年，受党委派到苏联学习。同年秋，调中共特科任联络员。

陈寿昌勇敢机警的工作精神和高度的革命责任心，一直为知情同志所赞颂。处在白色恐怖环境中，陈寿昌经常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带着一副近视眼镜，扮作一个小学教员，同有关同志进行秘密联络。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步行，有时在路上买个大饼充饥。他带着秘密文件、资料走在路上，曾几次碰到巡捕“抄靶子”，他都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有一次，上海举行游行，陈寿昌在途中被军警拦住盘问，他机智地用宁波方言与军警交谈。对方听他说着宁波话，手里又夹着裁缝布包，打开一看，里边全是剪裁衣服用的尺、剪刀、划粉和各种各样的布，以为是“红帮裁缝”很快将他放行，没想到他正是这次游行运动的组织者。陈寿昌出身电报工人，熟悉无线电技术，在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时，以无线电老板身份作掩护。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寿昌夫妇常常搬家，此上海每个区都住过，居住时间最长不过两三个月，有时一个月要搬几次家。他和妻子上街时，总不让妻子抱着孩子与他同行，他说女人抱着孩子在街上走，不可能离家很远，万一被特务盯梢，很容易被找到住处。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顾顺章掌握着共产党中央机关、江苏省委、中央领导人地址等大量核心机密，形势十分严峻。所幸共产党及时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在周恩来、陈云的果断指挥下，陈寿昌和其他同志一起抢先采取行动，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1931年12月中旬，陈寿昌和聂荣臻从上海起程，由交通站派向导护送，沿着秘密交通线，夜行晓宿，闯过敌人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历时一个多月到达目的地。以后，他通过秘密交通寄回的家信中总是说那边“生意兴隆，蒸蒸日上”，意思指革命事业日益发展，充满了胜利的信心。1932年，陈寿昌调往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主任。6月当选为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主席，期间，制定了苏区工会组织工作大纲，组织各行业工人成立工会，在瑞金主持召开了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打土豪、筹粮款、保护工商业、繁荣苏区经济的工作。1933年底，蒋介石纠集重兵，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围攻中央根据地的同时，又以数十倍于我的装备精良的兵力，向湘鄂赣根据地进犯。在情况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陈寿昌受党中央委派去湘鄂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934年1月陈寿昌率领四十余人，越过重重险阻，到达根据地。到达根据地后，陈寿昌着重纠正前省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制止了乱捕乱杀的恐怖现象。陈寿昌注重团结教育犯错误的干部和对案情的深入了解，他审阅案卷十分认真，亲自找“肃反”工作干部和被关押的干部谈话；举办训练班，批判“肃反中心论”“肃反”唯心论。陈寿昌对搞“肃反”工作的干部说：“不能搞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搞肃反工作，不能急躁，要谨慎从事，要搞得清清楚楚，不重证据，不调查是不行的。”陈寿昌指挥将被围困在江西万载仙源山上的省委、省苏维埃等十多个机关及红十六师的伤病员，全部安全转移到赣西北地区的铜鼓县，重新整顿队伍，并改组了红十六师的领导，徐彦刚为师长，陈寿昌兼政委，带领部队在湘鄂赣边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罗霄、幕阜山脉间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征。

1934年夏天，湘鄂赣根据地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特别是红军主力北上以后，红十六师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限期三个月消灭湘鄂赣根据地及其红军，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敌人建筑了四道严密的封锁线，对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实行“清剿”。根据地许多地方被敌占领，我方遭到很大损失。但是根据地的军民在省委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斗争意志始终没有消沉。他们转移到鄂东南、赣西北的广大山区，继续开展反“围剿”斗争。陈寿昌和同志们转战在深山密林里，斗争环境越来越困苦。他和大家一样，经常以草根树皮充饥，饿得口吐黄水，双脚浮肿，仍然带领部队与敌周旋。他身边的保卫局长邓洪实在不忍心，就把自己过去修钟表积攒的钱买来一碗面条，可是陈寿昌坚持不肯吃一口，一定要让给伤员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为保存实力，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反动派悬赏活捉陈寿昌，但在群众掩护下，他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一次，他藏在一座桥下水沟里，足足待了六七个小时。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天天都要换地方睡觉。1934年11月，陈寿昌率领的红十六师在湖北崇阳老虎洞遇敌。战斗打响了，陈寿昌不幸中弹，因流血过多而牺牲。1935年2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在他牺牲地区——崇阳、通城边界建立了寿昌县，以资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在金塘镇河坪村建造了陈寿昌烈士墓、“寿昌桥”。家乡人民纪念陈寿昌烈士，把建在镇海城关古海塘旁的公园命名为“寿昌公园”，并在园中建造了陈寿昌烈士纪念馆、碑、阁和铜像，聂荣臻元帅为烈士题词：“陈寿昌烈士永垂不朽!”陈寿昌不畏险，为革命奋斗了一生，正如他留下的一首诗所写的：“不到深山里，焉能伏虎威。余生艰险尽，后纪可沾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