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杭甬三角地区，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方便，为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必争之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为了巩固其对中国大陆的占领，保障海上交通线的畅通，同时进行经济掠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势必夺取并死守沪杭甬地区。对国民党政府来说，这里既是蒋介石发家之地，也是国民党政府重要经济来源，所以也不会轻易从这里撤出它的势力。

对中共来说，要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游击战争，必须在这块三角地带，特别是浙东建立抗日根据地，逐渐向南发展，这样就可以把苏中、苏南、浦东、浙东、闽浙赣连成一线，使中共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甚至抗战胜利后都处于有利的地位。

为此，“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开辟浙东游击根据地的战略部署。

1941年2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明确指出：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边地区、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苏鲁战区。并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电报，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正确决策。

4月30日，根据宁波沦陷后的新形势，毛泽东、朱德等在给刘少奇、陈毅、饶漱石的电报中再次对开辟浙东游击根据地做出指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他一人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

为贯彻毛泽东、朱德等的指示精神，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华中局书记刘少奇于5月16日指示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抽派军政干部”去配合宁波、余姚等地的党组织“发动游击战”。

4天后，刘少奇再次指示，去浙东宁波、诸暨发展抗日武装，“名义不一定是新四军，但必须是独立，能自己解决经费、粮食问题，即使搞到五六百人，也有极大战略意义。”江南区党委随即指示以顾得欢（张瑞昌）为书记的中共路南特委、中共浦东工委组织武装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

当时，由浦东工委掌握的有两支武装力量，一支叫“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另二支是在伪军第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掌握的一部分武装。浦东工委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研究了面临的形势，决定一方面坚持浦东，进行反“清乡”斗争，一方面把能够掌握的大部分武装力量，分批派往浙东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的统称）。

在1941年4月19日宁绍战役爆发后，杭甬公路沿线的大片土地沦陷，但此时敌伪的统治尚未建立，仅在主要城镇如周巷、观海卫、浒山、庵东等地设立据点；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也很薄弱，仅少数游杂部队在乡村活动。三北地区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5月10日，姜文光、朱人侠率“淞沪五支队”一个侦察班和伪军50团一个排共50余人率先南渡杭州湾，在姚北相公殿段头湾登陆，并取得国民革命军“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番号。

6月中旬，蔡群帆、林有璋率领“淞沪五支队”一部共130多人到达三北，沿用“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简称“五支四大”）番号。7月，朱人俊率领伪五十团一个排40多人到达三北，朱不久返回浦东。同月，姚镜人、陆阳率伪五十团守望队100多人，在姚北登陆，编入“宗德三大”。

8月初，凌汉琪、王荣桂率“淞沪五支队”一部100多人南下浙东，编入“宗德三大”和“五支四大”。同月底，朱人俊、方晓率伪五十团一部300多人到达三北，取得“鲁苏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的番号。

不久，潘林儒率领常备大队和特务区队100多人也来到浙东，被编入“五支四大”。浦东部队分7批，共800余人先后到达三北。这800多人的部队成为中共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也是后来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的基础。

南渡登陆处之一——段头湾（今慈溪周巷镇）。

由于在三北地区中共控制的武装增多，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

这年10月，根据谭震林的指示精神，谭启龙与顾德欢等在上海研究决定成立浙东军分会，以吕炳奎为书记，王仲良、蔡群帆为委员，统一领导党在三北地区的武装。

此外，还在浙东军分会的领导下，设立了“五支四大”和“暂三纵”工作委员会。“五支四大”工作委员会，蔡群帆为书记；“暂三纵”工作委员会，王仲良为书记，分别负责两支部队的日常工作。

中共领导的浦东抗日武装南渡三北，拉开了创建浙东敌后游击根据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