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反革命事变

宁波工农运动的高涨，使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十分恐慌。为打压工农运动，控制宁波军政大权，1927年3月8日，蒋介石派其亲信、时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一师师长王俊来宁波任宁台温防守司令，策划反共“清党”。

王俊来宁波后，立即与地主豪绅及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勾结起来，疯狂打压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于3月20日一手制造了火烧宁波总工会事件。面对这次有预谋的反革命挑衅，中共宁波地委当晚召开会议，决定予以反击。

次日，在宁波总工会的领导下，全市举行总罢工。22日，鄞县农民协会也组织数千农民进城游行示威，声援工人兄弟。

对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中共上海区委有所察觉，“三二○”事件后派赵世炎来宁波指导工作，作出既要组织纠察队、扩大工人运动，同一切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同时要注意联合工商业资本家，经济斗争要适可而止的指示。

根据上海区委指示，宁波地委领导各界人民掀起一场反对王俊运动。4月9日，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发表《王俊十大罪状》和《蒋介石欲效军阀故智耶？》两篇文章，使双方的矛盾达到完全激化。

从上海接受反共密令回甬的王俊，以“诋毁总司令就是反革命”的罪名，于当天下午扣押报社社长、国民党左派庄禹梅。事发后，中共宁波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杨眉山、王鲲以宁波国民党市党部代表和宁波总工会代表的名义前去交涉。王俊不仅置之不理，反而乘机将二人扣押，并宣布全城 戒严。随后，王俊唆使暴徒再次捣毁总工会会所，并封闭宁绍台农民协会，捣毁查封国民党市党部(左派)及《宁波民国日报》社。史称“四九”反革命事变。

在严峻形势面前，4月9日晚，宁波地委领导人赵济猛、王嘉谟和团地委委员史永等分别主持召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决定迅速组织各界群众，向反动派抗议示威。

4月10日上午，宁波市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参加集会和游行，愤怒声讨王俊罪行。当工人游行队伍行至小校场附近时，突然遭到武装军警的袭击，一名群众当场被枪杀，铁路工人、总工会纠察队副队长熊双福中弹受重伤（不久牺牲），多人受伤，宁波总工会干事甘汉光、铁路工会负责人方刚等被捕。

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激起了宁波市人民群众更强烈的反抗。当日，在宁波市罢工总部的指挥下，邮务、铁路、轮船、内河航运及各主要工会的工人实行总罢工，学生全体罢课，商店停止营业；同时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宁波总工会等通电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惩办王俊，释放被捕同志，呼吁全国各地声援宁波的斗争。这场声势浩大的“三罢”斗争，使全市交通中断，生产停顿。

在宁波罢工斗争期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事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施大屠杀。消息传来， 宁波地委为避免更大损失，劝告工人复工的同时，根据中共上海区委的决定，迅速部署转移已暴露身份的地委领导人。

宁波各界民众举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集会游行。

面对工人群众以“不达目的，绝不复工”的决心坚持斗争，以王俊为首的宁波国民党右派进行疯狂报复。4月11日，王俊通令国民党员重新登记，重组国民党各区党部，开除宁波的42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的国民党党籍，解散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宁波临时市政府，建立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宁波市政府。4月28日，以王俊为首的宁波国民党右派为焚毁总工会事件翻案， 被押罪犯全部释放。

5月16日，王俊奉蒋介石命令成立“宁波清党调查委员会”，大肆缉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其他革命分子。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宁属地区被捕的人员有100名左右，其中有宁波地委委员王任叔、团地委书记汪孝铭、南田党支部书记陈良义、奉化初中党支部书记庄公闾、镇海独立支部代理书记胡焦琴(女)、宁海党小组负责人蒋益谦和宁波店员总工会负责人、共产党员邱廷芳等。许多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和党、团员活动分子遭通缉。

宁波地委个别联络点及慈溪特别支部、镇海独立支部、奉化初中支部、南田支部、余姚马家路支部、宁海党小组等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 被迫中止活动。

6月22日晨，蒋介石派“清党”特派员杨虎、陈群率大批青红帮流氓，专程从上海来宁波刑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下午，王鲲、杨眉山惨遭斩首；23日，胡焦琴(女)、甘汉光被枪杀；24日，陈良义、吴德元又被枪杀。他们是最早在宁波牺牲的共产党员。

29日，汪孝铭、邱廷芳、张旦晖(张子叟)、庄禹梅、章福培、邬宝润等18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团体负责人分别被判处6个月至10年有期徒刑。

至此，刚刚见到一缕民主曙光的宁波人民重新陷入黑暗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已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共产党在宁波民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革命考验的宁波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将民主革命的浪潮推向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