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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眉山
杨眉山,(1885-1927)浙江诸暨人,又名钟秀。1924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宁波独支书记、支联书记、地委书记,国民党宁波市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宁波临时市政府委员,是宁波最早牺牲的6位共产党人之一。
1885年10月21日,杨眉山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新壁乡杨蔡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幼年读私塾,19岁当家庭教师,1906年考入杭州铁路专科学校,1年后该校停办,回到家乡洋湖学堂等校教书。青年时代的杨眉山十分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曾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报以很大希望。但是随着袁世凯的篡权称帝,对外采取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令他对北洋军阀政府非常失望。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杨眉山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1921经杨守实介绍,杨眉山来到宁波三一中学任国文教员。第二年他又转到崇德女校任教,并在圣模女中兼课。在好友张秋人的宣传、影响下,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教学中他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融入教学过程。
1923年“五九”国耻纪念日前一天,崇德女校当局通告师生一律不得参加,杨眉山不顾校方阻挠,向学生公开宣布:“我明天一定要去参加游行,不来上课。”他给学生们讲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情况,以及参加罢课和示威游行的意义。在他的影响下,学生连夜制作游行的旗帜,国耻日当天,许多学生参加了宁波教育界进步人士发动的全城学生罢课和示威游活动。
1924年下半年,经张秋人介绍,杨眉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宁波的建党活动。入党后,根据党的“三大”决议,他以个人身份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帮助国民党建立宁波的地方组织。年底,由于发动教会学校学生举行“非基督教”示威游行活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被辞退教职。
1925年2、3月间,在中共上海地委的领导下,中共宁波支部成立。党支部指派杨眉山创办启明女子中学。这是一所革命的学校,也是宁波党、团组织秘密的机关驻地。杨眉山主持校务并担任国文教员。他通过介绍《中国青年》《火曜》等革命刊物,向学生们宣传革命思想,为党培养新生力量。同年8、9月间,中共宁波支部先后扩建为独立支部、支部联合干事会,均由杨眉山任书记。
1926年1月,中共宁波地委成立,同年3月,杨眉山任书记。从1926年下半年起,根据上海区委指示,杨眉山改任地委委员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专门负责对国民党的工作。自此,他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联合各界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这时,浙江省国民党内以沈定一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竭力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在杨眉山的推动下,坚决站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边,为筹建左派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做了大量工作。
1926年3月6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正式成立。4月18日,国民党宁波市党部也进行了改组,当选的7名执委中,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了5名,占绝对优势。杨眉山利用宁波国民党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积极组织发动各界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2月北伐军乘胜向浙江进军,宁波的军阀统治摇摇欲坠。中共宁波地委为了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做好组建新政权的准备,决定杨眉山回宁波,任国民党市党部常务委员和中共党团书记。杨眉山通过已完全公开的国民党宁波地方组织,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和组建革命政权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元旦,国民党市党部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大会,杨眉山在会上作党务报告,强调必须加强党务工作,以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2月18日,反动军阀部队逃离宁波城。杨眉山在宁波旧道尹公署主持了由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召集的20多个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接管宁波政权、维持社会治安和迎接国民革命军等重大事宜。当天晚上,杨眉山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一面主持起草国民党市党部《对时局宣言》《告工人农民书》等重要文件,一面焦急地等待着接管警察厅的消息。拂晓时分,忽然有人来报:“警察厅出事啦!”原来,带人前去接管的新任警察厅厅长王成埭刚进警察厅,已经下台的前警察厅厅长林映清纠集武装警察突然冲进警察厅,把前往接管的卫队禁闭起来,并赶走了王成埭。杨眉山闻讯怒不可遏,当即召开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通过了各人民团体的联合声明,还亲自给林映清写了警告信。19日午后,林映清见到联合声明和警告信,又听说国民革命军第17军已进入宁波江北岸,吓得魂不附体,狼狈出逃。20日,宁波各界人民终于接收了政权。
1927年3月2日,在中共宁波地委的推动和领导下,由杨眉山、王鲲、竺清旦等各界代表参加的宁波临时市政府诞生。同时,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一切活动使人民扬眉吐气,反动派闻风丧胆。面对这样的形势,反动势力很快又勾结起来,疯狂反扑过来。3月20日,宁波的反动派雇用一伙暴徒放火烧毁宁波总工会会所,捣毁店员总工会驻地。王鲲领导的宁波总工会立即组织千余名工人纠察队员连夜捕获了10多名纵火罪犯,并在第二天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抗议大会。在杨眉山领导下,国民党市党部发动各界群众,声援工人的斗争。
1927年4月2日晚,国民党市党部责成工人纠察队配合公安局将焚毁总工会首犯张天锡捉拿归案,接着领导革命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王俊的斗争。此时,蒋介石正在上海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王俊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伺机在宁波发动“清党”,妄图把宁波的革命力量镇压下去。4月9日,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刊登了《王俊十大罪状》和《蒋介石欲效军阀故智耶?》两篇文章,王俊见报后恼羞成怒,以“诋毁总司令”为借口,把报社社长、国民党左派人士庄禹梅扣押起来。消息传来,中共宁波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杨眉山、王鲲带领各界代表向王俊交涉。杨眉山、王鲲不顾自身的安危,毅然前往防守司令部,当面质问王俊,要求立即释放庄禹梅。王俊乘机把杨、王二人一起扣押起来。由于杨眉山、王鲲等7人被蒋介石列入全国通缉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中共宁波地委虽然多方设法营救,但都无济于事。
1927年6月22日晨,蒋介石的“清党”特派员杨虎、陈群从上海乘船到达宁波,对杨眉山、王鲲和庄禹梅进行审讯。杨虎恶狠狠地问杨眉山:“几时入共产党?任什么职务?”杨眉山闭口不答。杨虎一再逼问,杨眉山还是默不做声。杨眉山被敌人的牛筋鞭子抽得血肉模糊,伤痕累累,依然不吐半字。杨虎无奈,只得以“破坏国民党”的罪名,判杨眉山、王鲲死刑。赴刑前,杨眉山紧紧握住庄禹梅的手说:“你如不死,替我们报仇!”。下午4时许,道尹公署北首广场上,刽子手亮出了屠刀,群众见到杨眉山那熟悉的身影,都悲痛地低下了头,不少人掩面而泣。
2.杨贤江
杨贤江(1895-1931),宁波余姚县云和乡(今慈溪市长河镇)人,又名英甫,笔名李浩吾。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理论家。
杨贤江1895年出生于一个成衣匠的家庭。1906年入小学,1911年冬毕业于泗门诚意高级小学,1912年末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品学兼优,对教育事业有执着的追求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得到校长经亨颐赏识,特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推荐,同时教师李叔同也向该校的陶行知做了介绍,毕业后很快收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成为这所高等学府的职员。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期间,他一面工作,一面进修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工作之余还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学习英文,并翻译国外教育论文,发表在《教育杂志》等刊物上。其间,开始与武汉中华大学学生恽代英通信,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使杨贤江接触到新思想,极大地触动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同年10月,经邓中夏介绍,他参加了以改革社会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分会会刊《少年世界》的主编,同时参与发起的有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等,杨贤江被选为南京分会书记。次年,他与李大钊、恽代英等7人被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评议员。1921年2月初,受商务印书馆之聘,杨贤江来到上海,担任《学生杂志》编辑。1922年5月,经沈雁冰和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教育万能论者、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完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他除主编《学生杂志》外,还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期间他以《学生杂志》为掩护,担任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通讯联络工作,协助张秋人、宣中华到杭州、宁波开展党、团工作;到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活动,到上海大学社会系授课,担任上海附中教务主任。1925年五卅运动后,和沈雁冰等30多人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进行反帝救国宣传,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领导学生运动。
在国共合作期间,1926年1月,杨贤江曾当选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任青年部长,10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积极参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由于准备仓促,尤其是武装力量不足,起义很快失败了;1927年2月22日,上海区委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充分,杨贤江等市党部的领导人对起义的前景深感忧虑,起义很快失败。2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与上海区委联合成立了党的特别委员,同时组织了党的特别军委,决定由周恩来担任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任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认真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部署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部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开始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新的一页。杨贤江负责组织以上海大学生为主的学生纠察队,参加了闸北激战。起义胜利后,他立即参加上海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杨贤江名列蒋介石发布的通缉令中。在浙江省通缉的要犯中,杨贤江作为特重要犯,名列第三。到了年底,因形势更加险恶,杨贤江离别妻儿,化名李浩吾东渡日本。在日本,他以翻译和写作为业,还负责中国共产党日本特支部工作。期间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著了我国第一本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教育史、根据社会发展形态叙述教育过程的专著——《教育史ABC》,还著有《世界史纲》、《今日之世界》等著作。此外他与华侨界的上层人士交往,为在日本广泛开展工作创造条件。他还先后周密巧妙地安排董必武、林伯渠、钱介磐等人员安全离开日本,也先后接待并悉心安排了郭沫若、高尔柏与高尔松两兄弟、沈雁冰等人员旅日相关事务。
2020年摄于慈溪杨贤江故居。
1929年5月,杨贤江由日本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与潘汉年、李一氓、朱镜我等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回国后,他一边仍然以隐蔽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边开展教育科学方面研究。他曾以每天平均5000多字的速度进行写作,一部近20万字的书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初稿,进行修改、润色后,定名为《新教育大纲》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一经发行就大受欢迎。《新教育大纲》是中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教育著作。杨贤江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它同经济基础有依存关系;教育既受生产方式也受政治制度所制约,又对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起促进作用;教育由于社会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产生,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教育的本质是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为全社会所共享的,但是到了阶级社会,教育成为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所实施的教育是同生产劳动相脱离。书中,他批判了“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万能说”和“教育独立说”等观点。日以继夜的高强度工作,使他积劳成疾。生病以后,于1931年7月去日本治疗,同年8月9日因肾结核医治无效,在日本长崎病逝,终仅36岁。
1981年,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召开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大会,给予杨贤江高度评价,确定了杨贤江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地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