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25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研究委员会、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主办，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宁波市社会学学会及宁波影视艺术责任有限公司承办的“人工智能与具身传播”学术会议在宁波钱湖宾馆举行。本次会议围绕智媒时代的公共传播与全球传播、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计算传播及其伦理规制、具身传播的史、事、实，以及城市传播与健康传播等人工智能时代媒体传播的多学科观照议题展开，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学者参会。

一、对传播学学科认识的再深入

上海交通大学张国良教授认为传播学对相关学科理论的“输入”，应力求避免只停留在多学科“粘合”的状态，而争取实现跨学科创新、理论性突破的目标，对传播现象的一般规律，以及媒介技术、传播效果的研究，理应成为重中之重；同时媒介、效果研究必须置于整个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各种具体传播与互动关系的脉络中展开，才能切实收获科学、创新的研究成果。

国际华莱坞学会会长、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认为，传播学研究特别需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即拓展从具身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民族传播到人类整体传播的全系列传播研究，使得微观、中观、宏观研究整体协调、共进共演。

浙江大学李杰（李思屈）教授认为相比传统的新闻传播研究，价值传播的研究领域更为广阔，因为价值传播可以通过新闻传播、知识传播等形式实现，也可以通过宗教、艺术、仪式，日常谈话和特定场景的情绪交流来实现，鉴于AI科技集群时代价值传播的特殊任务和环境，传播学需要补充和夯实自己的价值论基础，因此需要对文化产品的韵味与价值传播遵循精神符号逻辑提起重视。

二、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

浙江大学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意识科学与东方传统研究中心李恒威教授从心智的生命观出发对人工智能奇点论的批判，李恒威首先介绍了奇点理论，即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力的拟议的时间点。他认为，人工智能奇点的立论反映了一种关于生命和心智（mind）的狭隘观念，而以这种狭隘观念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体不可能具有自治性（autonomy），因此它不可能造就奇点论所预言的那种需要自治的价值能力才可能出现的情景（即人工智能威胁、接管、奴役乃至毁灭人类的状况）。

宁波市社会学学会会长黄少华教授认为社会的实质和变迁，需要由人类主体、人工智能主体和能动的时空场域三者之间的交互建构来进行解释。这样的一种解释逻辑，或许能够为化解困扰社会学的结构与行动关系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温州商学院李文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刘秀峰的研究认为，有必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及其风险挑战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范畴，从全人类未来命运的立场来研究与阐释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采取行动推动“人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人类与机器人得以共同形成一个二元体系，成为彼此之间的衡量尺度。

西藏民族大学施又予认为个体传播能力“重塑”的力量来源于人文主义回流所带来的张力。这种张力亦将会成为传播场域中最重要的势能，作为工具属性的人工智能算法将很大程度上成为使用者的有效替力，届时出于传播和交往的目的性，和这种目的性周延的如差序格局一般的信息传播流的涌动则将与算法本身无关。郑州大学庹继光从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的角度分享了人工智能法律调控的思路创新，他认为制裁应当被分为奖赏和惩罚两大类，即积极和消极制裁。法的发展将从以惩罚机制为主逐渐向以奖励机制为主。湖北大学刘京的研究认为，以制度主义风险观为切入点，短视频媒体软法规制开放性、过程针对性与程序参与性，为未来短视频媒体的风险治理指明新方向。中国传媒大学温怡芳研究了人工智能作为工具、对象和理念在社会治理层面的三个向度，一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技术的工具性角色；二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被视为社会治理的对象；三是人工智能作为观念的延伸躯体为社会治理增添了新的理念动力。

三、具身传播与意识传播

具身传播是本届学术研讨会的热词。安徽大学芮必峰、孙爽认为具身传播观念从生存论层面揭示了媒介技术、媒介环境与人的相互型塑，具身既是我们的身体向周围世界的“外化”，也是周围世界向我们身体的“内化”。上海大学钱佳湧的研究认为，“身体”在场于交流中的方式和意义几经断裂:从最初容纳记忆、文化等“背景”的“组织因素”，逐渐被消解为理性主体的居所、“物”化交流的展示机制和游弋的数字代码。浙江传媒学院袁靖华则提出具身传播研究需要遵守的三大范式：情境性、嵌入性、体验性。

吉首大学刘海孟的研究认为AR技术、VR技术和媒介技术对于在传播学研究中引入身体问题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技术对离身观念的强调，使得身体常以缺场、不在席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在VR技术、AR技术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下，强调在新型传播体系中身体的以新形式的再回归参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李义杰的研究关注暖视频与道德温度,从具身认知的道德研究来看，微观的外界环境和身体性经验的改变会对个体的道德行为产生影响，物理温度与心理温度（道德温度）不仅相互影响而且具有互替性。浙江工商大学汤喜燕的研究认为中文传播环境中的参与者，均有更强的具身认知与领略能力；这种具身体验感的传播并没有逸出理性的范畴；中文传播环境中的参与者，对物的认知持有一种具身的空间认知的维度，这是一种非二元论的认知维度。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安琪通过考察国内新媒体时代典型活动“打卡”以探寻媒介与身体关系的转变。中国计量大学周逢年的研究认为，智能化技术使得意识传播成为可能。浙江工业大学邵鹏、杨禹认为AI合成主播并没有替代身体。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志强、战泓玮的论文认为，当前新闻生产逐步进入“后人类”向度。

四、计算传播与伦理规制

新华网客户端执行总裁席卿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智媒时代的传播发展趋势，分别是视频和直播成为焦点；个性化内容；广告势不可挡以及人工智能参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张浩澜的研究聚焦新媒体环境下海量在线数据对个性化推荐及决策的影响，浙江传媒学院杜恩龙教授总结了目前算法存在的问题，认为人工智能需要立法。浙江工业大学邵鹏、徐喆提出算法加持同时需强化“人机协同”；用法律按下“规制键”。

浙江大学赵瑜的研究认为，以算法伦理和大数据伦理为主要的逻辑起点，结合智能时代新闻传播模式的具体变化，从个体伦理层次、组织伦理层次和社会伦理层次厘清具体道德行动者的行动领域，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各道德行动者之间的伦理互动结构，并综合呈现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结构和不同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

南昌大学张记刚从价值敏感设计的角度探讨了内容推荐算法,他提出应从内容推荐算法技术的构思设计、程序实现、数据处理和结果呈现四个环节彰显其价值构成，识别并剔除其价值困境，以期实现内容推荐算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山东大学张文祥考察了新闻聚合下的版权利益冲突与变革。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邵鹏、虞涵的研究认为，适度算法下的媒介生态有多元效益，但过度算法下会影响媒介生态危机。

后真相与假新闻作为计算传播出现后的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中国人民大学来永玲认为后真相时代重建交往理性是认识后真相的必要条件，在哲学层面认识论出现了分歧，但是修辞学希望弥合这种分歧，权利从这两个层面分别强化了分歧和弥合。浙江工业大学游淳惠以转基因技术作为案例分析后真相时代中传播者不同的类型和矛盾真相的样貌与呈现方式。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刘亚娟的论文以立陶宛假新闻识别软件为突破口，认为寄希望单纯依靠人工智能来识别假新闻困难重重。

五、公共传播与全球传播

公共传播方面，山东大学张晓雪认为伴随着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化，社会公众逐渐“回归”传统媒体，政府工作人员则越来越看重新媒体传播中的首发效应，认可差异化、利用差异化，对于构建良好的政府公共传播体系具有促进作用。河南理工大学郜书锴以参与式新闻为对象探讨了重构新闻公共领域新机遇，研究认为用户参与新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用户即内容”的观点便呼之欲出。公民参与新闻正在以独特的媒介逻辑重塑新闻业。宁波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史斌等人的研究关注了如何从影响居民安全感的社会因素出发，完善精神健康领域的支持和扶助机制，拓展预防和干预社会心理服务的途径。

全球传播方面，浙江工业大学邵鹏、童禹婷的论文认为，“智能+”为重建全球传播新格局赋能的路径，并认为立足当下基本国情，对网络空间进行分层治理，广泛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智能+”媒体融合发展，方能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全球传播新格局。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冷唐蒀通过中美驻非军队形象媒介话语比较研究发现，在形象“自塑”方面，中方塑造了维系平等、规避冲突的“正当防卫者”形象，美方则力图塑造其全球“军事领导者”形象。在形象“他塑”方面，由于美国的意见干预，中国军队的“正当防卫者”形象未能重现于非洲媒体报道之中，而是被塑造为“美国的挑战者”。另一方面，美国虽然掌握国际话语权，但其作为“军事领导者”的军队形象也被一些非洲媒体塑造为“另有所图的入侵者”。

六、城市传播与健康传播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孙玮教授从城市传播的视角分析了智能时代的传播、媒介与感官重组。大众媒介的产生影响了现代性的感官重组。新传播技术从三方面完成了感官与空间再造：影像时代的超真实空间、城市作为网络社会节点的全球化空间以及由技术首次创造的赛博空间。而智能感官社会的来临带来了都市革命，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完全的都市化，一方面是身体、经验、时空感、社会的再造。

北京交通大学陈静茜、张攀余的研究探讨了天安门广场的实体地理空间如何构建个体主观现实，公共政治仪式的集体在场和参与，使得数字媒体使用者见证了时间的可切割性和可计算性。北京交通大学吴卉的研究分析了中西方游客所拍摄的北京照片的差异：中国游客感知的北京旅游形象元素多偏向于现代性，而西方游客感知的要素则趋向于古典传统。同时基于东道主和外来者身份的差异性，中国游客和西方游客对于北京中较为负面形象元素采取截然不同的拍摄态度。中国游客善用“美化”的手段去夸大强化北京正面形象，而西方游客则更多采用“平衡”的原则展现北京多面性。游客凝视的真正景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实现预设的“视觉范式”。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王蔚的研究分析了老年群体对可穿戴设备的功能想象，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周军的研究通过分析1999-2018年《南方周末》医患关系报道框架。

七、媒介智能化的实证研究

浙江传媒学院黄敏基于新闻价值话语分析和个人卷入的理论观点与分析路径，通过考察“昆山反杀案”网易新闻用户评论，提出在新闻用户评论这一与新闻报道紧密相关的公众舆论场中，个人卷入不仅可以不用充当其他因素的中介而自主的影响用户评论的互动性，还可以自主的影响公众舆论。  

贵州大学唐娟的研究关注到了留守儿童网络使用、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宁波诺丁汉大学邓灵灵的研究以自闭症人群为例，通过人机互动观察性实验，从实践角度探讨具身智能在交流困境中的作用与伦理问题。山东财经大学张瑞瑶通过运动App使用与规律运动养成定量研究。

浙江大学章宏、赵天娜的研究聚焦社交媒体上的强弱关系如何影响用户在浏览健身帖时的健身态度，研究证实浏览健身帖会不同程度上促进用户形成积极的健身态度。同样发帖人的社会关系强度会影响用户的健身态度。浙江工业大学邵鹏、徐梓沐讨论杭州市民的阅读焦虑问题，认为知识焦虑可以促使用户阅读，但无法解决阅读焦虑问题；“智能+”环境下，数字阅读的固有属性会引发阅读焦虑；新媒体、自媒体不断放大的生存法则恐惧。

总之，本次研讨会从对传播学学科认识的再深入出发，深入探讨了智媒时代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公共传播与全球传播、计算传播及其伦理规制、具身传播与意识传播、城市传播与健康传播等多方面的议题，并在媒介智能化的实证研究方面涌现了诸多尝试，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后续人工智能与具身传播的研究拓宽了研究思路。

（宁波市社会学学会）